作者: 赵振华 
 
　　纵观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每一次诱导经济增长进入高峰的主导因素都是投资需求，紧接着就是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加以控制或治理整顿，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然后就是再刺激，再整顿，如此往复：经济增长率高也投资需求，低也投资需求。

　　针对新一轮宏观调控，主流观点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投资需求过旺，引发了物价的上涨和运输的紧张，因此采取了严格土地审批、紧缩银根、减少项目审批甚至强制在建项目下马等手段以控制投资需求。如何看待和调控我国的投资需求？究竟是热还是冷，还需要冷静判断和理性分析。

　　从所谓的国际标准来看，不能把其他国家的标准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头上，因为国情不一样。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并进入信息化时代，没有太多投资需求。而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人口总量比较大，人口增长率比较高；住房质量比较差，人均居住面积还远没有达到小康水平。要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自然投资需求就比较旺盛。

　　从所谓的投资需求增长率标准来看，也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因为这个标准基本是从经验数据得出来的，而经验数据是以往的，情况时刻都在发生变化。用以往的标准来约束未来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从所谓的引起了能源、原材料以及交通运输紧张，得出的投资需求过热的标准更是不成立，这只能说明能源、原材料以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滞后了，需要加快发展，而不是投资需求过热了。我们认为，判断投资需求“热”还是“冷”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是不是有市场需求。只要有市场需求，即使投资需求增长率很高，也不能认为是“热”；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即使投资需求增长率很低，也是“过热”。

　　稳定投资需求需要对症下药。既然投资需求超速增长是由政府“头脑发热”引起的，是由不切实际的需求引起的，显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治理政府“头脑发热”，关键是控制政府的盲目投资和不切实际的需求，而不是简单的对某些行业“关”“停”“卡”，控制供给。不能政府“生病”，给企业吃药；或政府出问题，打市场的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