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历经12年的发展之后，开始遭遇“围城”之困——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进去。

　　互联网“围城”现象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互联网精神的迷失，以及创新精神的乏力。在业内人士看来，互联网的迅速崛起，靠的就是“酷”，就是打破常规的奇思妙想。而现在的互联网企业，初步成熟的同时，也在丧失奇思妙想和创新的冲动与热情，缺乏冒险精神，害怕失败。

　　在调查和研究中，我们发现，互联网“围城”现象的根源，是中国互联网独特的“贸工技”模式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在2001年以来，驱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并非“技术”元素，而是“代理制”这种营销模式。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三大“围城”之困：

　　“围城”一、创新力之伤

　　“围城”二、互联网精神的迷失

　　“围城”三、传统产业的入侵

　　“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有12岁了。”在3月份的一次互联网峰会上，互联网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回顾道。

　　在他看来，中国互联网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94年到1999年是互联网学习、建设期，2000年以后，则进入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克期。吴建平说，“安全问题成为互联网目前发展最主要的障碍。”

　　和吴建平的看法不太一样，不少互联网从业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的最大障碍是互联网精神的缺失，以及创新力严重不足。有人形容为，中国互联网正在遭遇一个巨大的“围城”难题—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在经过12年的发展后，一度阳光灿烂的中国互联网之路似乎变得凶险坎坷起来。资深互联网人士谢文认为，“中国互联网正面临十字路口”。而另一位互联网人士、携程创始人之一季琦则表示，“互联网创业已经过时，传统行业遍地都是黄金。”

　　中国互联网遭遇了怎样的“围城之困”？是谁制造了这个该死的“围城”？

　　进城V.S出城

　　要想看清中国互联网的“围城”，就要先看清两股势力，一股是“想出城的人”，一股是“想进城的人”。

　　调查中发现，“想出城的人”大概分为几种类型：想套现的投资商，干久了想出去的人，不得不出去的人。

　　谢文认为，“那些出城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没想明白稀里糊涂就进来的，他们想进的是发财之城而不是互联网之城，那只是一些投机者。还有一些人从开始就是在拷贝别人的模式，当他们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抄袭，或者抄袭的成本太高时，会选择离开。”

　　互联网分析师、正望咨询总裁吕伯望则认为，“城内的人还没想到冲出去，但是已经没有以前的激情了。这就像夫妻双方并没想离婚，但是蜜月期早就过去了。还有就是对互联网不满意，充满牢骚，认为互联网已经不再是自己当初热爱的互联网了。他们对现状非常无奈，只有与现在的互联网同床异梦。在他们原来的想象中，互联网是一种崇高的爱情，现在爱情已经放到一边了，功利的东西或者日常生活琐事成了婚姻的主要内容。”

　　在那些“想进城的人”中，“不得不进来的”是指那些受互联网影响巨大的行业，比如传播业；“主动要进来的”则是那些把互联网上升到战略层面的企业，比如传统的电信公司、旅游公司等。

　　在吕伯望看来，想进城的已经进来一大批了，其中，网络营销公司、中介代理很多。而传统零售商、制造业却进来的不多，导致中国的电子商务不够鲜活。不少网络营销公司承担的是中间人的角色，把传统行业骗到互联网来。

　　“围城”背后

　　作为互联网“围城”现象的一个佐证，不少业内人士把中国互联网的现状总结为一句话：传统互联网巨头疲惫，新兴互联网乏力。

　　根据alexa的统计数据，从PV(Pageview，页面流量)指标上看，自2004年以来，除了百度和腾讯表现比较平稳之外，其他几个互联网标杆公司，如新浪、网易、搜狐、TOM基本都呈下降趋势。

　　观察美国互联网的前五大网站，如MSN、Google、YouTube、Myspace等，都是呈稳步上升态势。

　　从股价走势图看，近3年来，几个传统互联网巨头，比如新浪、网易、搜狐、TOM等，基本都呈平行或下降趋势。

　　而那些大打SP(Service Provider，增值服务提供商)概念的公司，更是下降幅度惊人。自2006年6月信产部和中国移动联手整治SP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SP公司的股价大幅跳水。2006年，几大SP概念公司，如TOM在线、空中网、掌上灵通、华友世纪等公司业绩大幅下降。SP的龙头股TOM在线更是被TOM集团进行私有化操作。

　　而代表着中国互联网新兴力量的Web2.0公司，不管是在PV指标上，还是赢利模式上，至今没有出现过像美国的YouTube、Myspace那样的颠覆性力量，伴随而来的反倒是裁员、资本枯竭等不利消息。

　　互联网“围城”现象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互联网精神的迷失，以及创新精神的乏力。在业内人士看来，互联网的迅速崛起，靠的就是酷，就是打破常规的奇思妙想，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正在逐步成熟，也在丧失奇思妙想的热情和创新的冲动，缺乏冒险精神，害怕失败。

　　在Frost & Sullivan中国总裁王煜全看来，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之伤，首先来自于互联网的陋习，“传统产业是很看中实实在在做事的，但互联网好像更看中眼球、流量，而流量还可以造假，这些在传统产业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现在的互联网是不正常的环境。”

　　谢文表示，“事实上，是时候对原有的互联网这座城进行重新审视了，这个城建的好不好？是否需要改扩建？”

　　“围城”之源：互联网“贸工技”

　　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左右着中国互联网？让不少中国公司堕入惰性的陷阱，甚至让不少跨国互联网公司铩羽而归？

　　不少人把那股破坏性力量归为SP身上，谢文更是认为，SP兴起的2003年是中国互联网的一道分水岭。

　　本刊的调查与研究发现，SP并非中国互联网“围城”之源，但是，SP却是这股力量的一个巨大分支。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2001年，这一年，网络股泡沫就如同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一样破灭。这一年，《财富》上刊登了一句很震撼的话，“一位网络公司的清算人说，这类公司有许多只是一个形象和一些便宜的隔墙。”

　　2001年，3721创始人周鸿一推出了一项新产品—网络实名。但是，真正产生革命性力量的不是来自于技术，而是周鸿率先引入的区域代理模式。在3721的强盛时期，全国直接和间接参与销售分利的渠道代理达5000余家，有近10万名业务员销售该产品。

　　在吕伯望看来，把代理制引入互联网，这是一个革命。“这些中间商可能不知道这个产品是怎么回事，但就是有办法把这个产品卖出去。这套机制被引入互联网，包括网游、SP都采用这种方式。”

　　这种模式非常类似于10年前PC业的模式—“贸工技”。1995年夏天，柳传志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并模仿惠普模式，抛弃直销，全面引入“代理制”，从而引发了中国PC业的一场革命。

　　自2002年以后，以SP的爆炸性成长为标志，中国互联网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全面进入“贸工技”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比如市场回报、客户心理、局部创新的增强。但是，这种模式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互联网精神的迷失、创新乏力、快钱模式的横行、Web2.0的失利，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源头。

    2006年2月，互联网之父温顿·瑟夫(Vinton Cerf)在接受采访时，被问道“美国硅谷现在有什么新的模式可以为中国互联网借鉴？”温顿·瑟夫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不要模仿硅谷，中国互联网已经走出了自己的模式，不要跟着美国的模式走，要探索自己的模式。”

　　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中国互联网的确在探索自己的模式。但是，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模式仍是基于这样一个模型：技术上模仿美国，渠道经营则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子，这可以被称为是互联网的“贸工技”模式。

　　2001年，3721率先在互联网引入区域代理制，这种模式使得许多不懂互联网的人发现了淘金机会，吸引了众多创业者的加入。

　　另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是SP业务的兴起。2000年，几大门户都加入了移动梦网。但直到2002年，几大门户单季度的SP业务收入仅仅只有100万美元左右。当网易较早的引入了“代理制”模式，和网站同盟合作之后，单季度的SP收入迅速超过了500万美元。

　　在互联网分析人士杜红超看来，中国互联网一直是粗放型的发展，3721所引入的代理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加入，一个更大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这就是移动梦网，移动梦网把许多像3721这样的公司招到麾下，使得短信、彩铃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产品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

　　“贸工技”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渠道为王，它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一种了解客户需求、快速变现的途径，对当时仍处于幼稚期的中国互联网而言，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但是，这种“贸工技”模式也是互联网“创新之伤”的一大源头。在吕伯望看来，这种“代理制”模式对中国互联网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些赚快钱的，到互联网里面来了，导致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心态很浮躁，浮躁之后，互联网原有那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逐渐消失殆尽。传统领域里面那种坑蒙拐骗的手段进来了，没有规则，不择手段，流氓软件的泛滥就是例证。”

　　互联网“创新之伤”的另一大源头是缺乏合适的创新环境，在谢文看来，创新是要有氛围的，需要有一个支持创新的环境，以及资源配套、游戏规则等的完善。但是，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那些真正的创新者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反倒是抄袭者获利。

　　还有一个伤害互联网创新的是，互联网公司落后的管理方式，以及它所引发的创新惰性。10年前，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梦想，更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式，比如CXO、期权制度、董事会模式等。但是在10年后，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却向着落后方式靠拢，比如“一人独大”：董事长、CEO一人担当；董事会和管理层没有进行切割。常见的管理方式还有：一言堂、论资排辈、小山头、家族管理等。

　　事实上，也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保持了对“贸工技”的警惕，以及对创新惰性的敏感，从而不断进行创新升级，这使得他们拥有了把握未来的力量。很遗憾，这只是很少数。

　　吕伯望 “贸工技”模式的反思

　　《数字商业时代》：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为什么“代理制”会在中国引爆这么大的力量？

　　吕伯望：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的时候，.com是一种封闭的体系，到门户去投广告，门户给我带来流量，我再吸引风险投资。网络泡沫破灭以后门户的广告急剧下滑，人们就发现原来以为几天或者几个月就能实现的梦想需要10年或者20年才能实现。国内很多公司找不到收入来源，马上就要面临生存危机了，不少互联网人加快了由传统行业向互联网迁移的过程，他们认为，把传统经济拉进来网络公司才能生存下去。要把传统经济拉进来，要你情我愿才行，当时互联网企业有些太一相情愿，而传统企业看互联网像对穷小子一样，看不起。但是做代理的中介经纪人突然起来了。代表性的例子就是3721做网络实名的推销，它把IT业的代理制引入到中国互联网，这些中间商可能不知道这个产品是怎么回事，但是有办法把这个产品卖出去。代理人当中有不少类似农民工的人，他们挨家挨户的游说企业，这种力量很可怕。

　　《数字商业时代》：除了代理制，中国互联网还有哪些创新是革命性的？

　　吕伯望：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用户黏性上是最有手段的。比如新浪，把高端用户都粘在自己身上，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新浪的创新还是不够的。这几年的发展中，新浪的模式没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反观美国的雅虎，几年来变化比较大，通过兼并，它把不少新技术吸纳到门户中去。再看百度，根据我们的调查，百度把用户粘住，不仅仅是中文搜索，还有更重要是MP3搜索、贴吧和百度知道。贴吧和百度知道完全是两个非搜索引擎产品，MP3严格意义上也不是网页搜索。百度靠非主流的搜索产品吸引住了用户。MSN在即时通讯技术上可能更优秀一些，但是为什么人们离不开QQ？因为MSN是封闭的，必须别人邀请你才可以进入，但是QQ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社区，它不仅有聊天社区，还有购物社区和游戏社区。这都跟中国人特殊的心理有关，外国人看到同事穿件新衣裳是不会花很长时间去问的。但是中国不一样，他们购物是要讨论的，要互相交流经验的，要问的一清二楚的，这就是中国用户的力量。

　　《数字商业时代》：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这种独特的“贸工技”发展模式？

　　吕伯望：现在互联网存在几种模式：第一种是人工密集型的，像呼叫中心这样的企业有很大市场。

　　第二种模式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像百度这样的公司，没有技术就吸引不到这么多用户，但又不是纯技术的。在美国，用户转换搜索引擎是没有成本的，哪个好用马上就换用。在中国，像百度这样的公司必须上一个门槛，技术上的差异已经不是你成功的决定因素了，还要看你的营销、渠道、品牌等。

　　第三种模式就是纯技术型的，但是在中国这种模式不太有生命力。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看到的这种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创新力很缺乏，原因是什么？

　　吕伯望：中国用户的习惯可以几年不变，比如看新浪新闻或者使用QQ聊天，也许有不满意但不会想到有一家公司创新了我就去尝试一下，只是心里抱怨。美国雅虎一直是互联网访问量最大的一个，但是它经常被新兴的公司挑战，比如Myspace、YouTube等。但是在中国，新兴公司对大巨头的挑战总是挑战不动。

　　《数字商业时代》：如何观察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新指标？如何评判它的创新力？

　　吕伯望：创新就是新奇的体验。美国的Web2.0总是有一种让用户产生新奇体验的创新，他们通过新技术、新功能来实现。在国外无论是技术角度还是商务角度都成熟。在中国则很难，博客是Web2.0中技术含量很低的产品，但是去年才推广开来，国内互联网公司创造这种新奇体验的东西太少。

　　《数字商业时代》：如何看待中国Web2.0公司的创新乏力？

　　吕伯望：首先，用户本身要对技术感冒，技术好我马上就会去用，如果市场是技术驱动，那么大公司竖起的壁垒就很容易被击破，我用新的技术就能打胜仗，击破你的堡垒。但是，中国互联网是传统行业的竞争格局，它拥有资本、用户基数、销售渠道、品牌营销的壁垒，你单纯用技术和我拼是不行的。就是有创新公司也无法出头，创新环境有问题。

　　《数字商业时代》：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创新惰性？

　　吕伯望：他们占住几个重要山头，下面没有配备新式武器的小公司无法攻占，他们当然就自满了。企业为什么创新，就是为了在竞争环境中取胜，如果凭以前的经验就可以取胜就没创新动力了。

  3月27日，在经历了“资本枯竭”的传言打击后，联创策源公司总裁冯波在新浪网上做了一期访谈节目，“我们不是神仙也不是魔鬼”，他在节目中如此说。

　　神仙还是魔鬼？冯波的矫枉之言，也是风险投资(VC)在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缩影。但在不少人看来，VC也是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最大破坏者。

　　王煜全在接受《数字商业时代》采访时表示，“风险投资是非常坏的机制。宏观讲，社会建设需要资金利用的有效性，花10块钱能办15块钱的事儿。但风险投资是花1000块钱只办100块钱的事儿。我认为风险投资投的钱，算下来少数是赚的，整体是赔的。从微观讲，风险投资助长了好逸恶劳寻求一夜成名的机会。另外，国外很多项目科技含量很高，风险投资商也是星探水平，但国内的很多风险投资商自己就是‘科技含量不够’，不专业的。”

　　德丰杰ePlanet全球创业投资基金执行董事孙文海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机会主义者不是真正的VC，“这不仅仅是VC造成的，作为创业者本身也应该具备一个素质，就是选择真正的VC，这也是他们应该具备的；而如果一旦他们不幸选择了不够专业的VC，VC希望他们赚快钱，他们也应该具备这种顶住压力的能力。”

　　风险投资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一股主导性力量，它几乎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而同步发展。根据清科创投公布的数据，2006年创业投资市场的投资额达到17亿美元，案例数量为324件，达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点。

　　但是，在不少互联网分析人士看来，风险投资的增长背后，则是互联网精神的急剧下降，甚至是迷失。

　　迷失之一是，急功近利精神盛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享精神缺乏。在“贸工技”模式的引领下，加上VC的助推，许多创业者把眼光放在短平快的赚钱模式上，而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创新、用户体验创新上。吕伯望评论道，“技术创新要沉下心来搞个两三年才能成功，但是你自己想做事的时候看别人在赚快钱，你一定沉不住。中国的风险投资很多也不是看到你有一项技术创新才给你投资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最快最省事的把钱赚回来。”

　　比如，在中国，开源软件就一直没有做起来。有人把它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公益心缺乏；二是缺乏闲暇时间。

　　迷失之二是，冒险精神缺乏，抄袭精神盛行。在谢文看来，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互联网创业者，更是创新缺乏，“甚至自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别人永远不能超越我的地位，不去创新了，也失去了互联网精神。”

　　迷失之三是，新兴创业者的迷失。从上市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来看，除了SP之外，大部分互联网概念股都是2000年前创业的一批，2003年以后则很少有亮点出现。而有的互联网创业者则发出警告：远离风投，回到做生意本质。

　　谢文把SP盛行的2003年看做是一个分水岭，“2003年之后受到SP影响，创业者开始追逐赚快钱，不好好做平台。”

　　谢文 互联网精神因何变质

　　《数字商业时代》：在你看来，中国互联网“围城”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

　　谢文：目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正在与美国背道而驰，美国现在正在形成对互联网更为深刻的思考，如《世界是平的》十台推土机中有七台是跟互联网有关的。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跟着美国互联网发展的步伐，但是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相对美国，中国互联网集体“失语”。

　　《数字商业时代》：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谢文：这与中国的风险资本有关系，事实上是中国的一批VC在赶热潮，他们的心理预期是越快赚钱越好。而对于接受投资的创业者来说，这就形成了一种无形中的压力，压力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变形，进而到作弊，并因此出现了一批风气很差的互联网公司。

　　另外作为创业者本身来讲，2003年之后受到SP影响，开始追逐赚快钱，不好好做平台。

　　还有一些国内互联网创业者已经功成名就，他们就停止了创新，原来也许仅仅是自信，现在甚至自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别人永远不能超越我，不去创新了，也失去了互联网精神。

　　《数字商业时代》：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这种精神的迷失？

　　谢文：互联网应该是永远在求新求变的。比如，腾讯最初是即时通讯，变到门户再到C2C；携程最初订酒店，然后是订机票最后推出了自助游，都是在不停的求变。而一些大门户除了收购一些公司，却没有尝试做实质的改变。一味的想做老大，创业的心态就坏了，就不可能求新求变。

　　《数字商业时代》：如何衡量一个互联网公司是否在持续创新？

　　谢文：首先，可以看其研发投入。2003年SP公司赚了不少钱，应该加强研发，但是他们只追求一时的财务报表好看。

　　另外，互联网企业自身要有风格，也就是企业文化。如果固步自封，关起门来做老大，以这样的心态做互联网就完了。而事实上那些做得好的拥有2.0精神的人，很少站出来说大话。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完善才是正确的心态。还要有尊重个人的理念，重视个人的创造能力。

　　此外就是看它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店大欺客”，如果大家在做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就要重视细节。

　　《数字商业时代》：一些已经做得比较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呈现出一种创新的惰性，如何摆脱这种惰性？

　　谢文：国内互联网行业往往是凭借“一招鲜”，但互联网行业是个一日千里的行业，如果不摆脱惰性必然会落后。一些较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作为产业的领导者应当培育创新机制，但是事实上他们做的是不够的、创新是一个氛围，要脱俗。但是现在是在压制和排斥创新。

　　而VC现在也是离经叛道，中国的VC更像实业资本，而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了。事实上资本应该是最灵敏的，但是中国的资本界还不够活跃。他们在做实业投资的事情。国内民营企业由于缺少资本导致成长速度不够，他们就去找风投，风投就扮演了给民营企业投资的角色，而一般情况下风投是不扮演这个角色的。国内企业的特殊需要使VC变形了。

　　《数字商业时代》：要重修这种互联网精神，你认为关键词有哪些？

　　谢文：在互联网上，真正的革命者往往都是“边缘人士”。对现在的互联网创业者和从业者而言，第一，就是要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第二，要拥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和想象空间。第三，要有一种不怕失败、吃苦和输得起的精神。第四，要有耐力，任何成功都不是一夜造就的。第五，由于国内的环境不成熟，所以要多一个能力：说服表达能力，另外还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懂人事，懂管理。

　　《数字商业时代》：一些具备创新力的公司会不会在没有做大之前就被已经成长起来的公司压制以致“夭折”？

　　谢文：如果是真正的创新那是谁也灭不了的。MySpace和YouTube就是在Yahoo和Google的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把自己做的不好归咎于庞然大物，那就不是创新。只是要做成功一个企业的周期变长了，像新浪、搜狐从成立到上市用了五六年时间才成熟、赢利，而2003年之后起来的这些公司为什么没有好公司？一方面创业质量低，另一方面是创新的缺失，但是2007年不是没有机会，因为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是处于一种升级阶段的。这种创新有两条路，一条是接受硅谷的方式：颠覆，公开透明，做真正的现代人。还有一条路就是回归传统，与其他产业差不多。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已经成了一个“审美疲劳”的话题，但是，如果把互联网看做是一个“围城”的话，传统势力的“入侵”无疑是一股最具破坏性的力量。

　　在调查中发现，自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来，传统势力“入侵”互联网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迫卷入阶段，网络破灭后，许多互联网人士都把眼光放在了传统产业身上，以寻求商业模式的突破，但是传统产业对互联网大多是不屑一顾的姿态，由此催生了中国互联网庞大的中介代理体系，以填平这道“数字鸿沟”。

　　第二阶段是传统势力主动进攻期，自从互联网带来的催化剂效应日渐明显，同时在携程模式这样的巨大刺激下，传统产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互联网战略，并主动发起了进攻。

　　调查中发现，传统势力的“入侵”，也有两股颇具颠覆性的力量，一种是“不得不进城的”，这类产业由于受到互联网的根本性影响，而采取了近乎“孤注一掷”的转型。

　　比如媒体产业，3月份中国传媒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媒体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显示，2006年中国新媒体产业市场总值达到1140亿元，占中国传媒产业总值的近三分之一。如此爆炸性的增长，不仅引发了传媒产业的集体危机意识，也加快了他们在互联网的进攻动作。

　　另一种是“主动进城的”，这类企业不仅把互联网当做一个主战场，而且上升到了战略高度。

　　比如电信产业，在3G概念刺激下，不仅传统的固网运营商虎视眈眈，而且像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商已经开始积极布局移动互联网，从移动IM、移动互联网广告到移动搜索等。Frost & Sullivan中国总裁王煜全甚至认为，“电信的很多行为会改变互联网行为，3G会无所不在。终有一天我们会把篱笆打破，解放的不是移动互联网，而是互联网。”

　　更为关键的是，那些传统的经营理念也在“入侵”互联网，这里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在王煜全看来，互联网更要借鉴传统产业那些踏实的经营理念，“互联网被歌颂为革命后，出现了很多陋习，比如作假、眼球效应，这种行为习惯短时间是很难改变的，别人进去也很难适应它。互联网应该向传统产业学习踏实、认真的作风。”

　　许多人认同这样的理念：传统势力“入侵”正在改变互联网的业态。但是，在互联网创新上，互联网与传统的结合不是主方向。谢文仍把创新的大旗寄托在Web2.0身上，他说，“我不否认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结合是一个方向，但那都是战术级的创新，更多的传统行业‘进城’是利用互联网创收，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互联网从业者。创新的方向仍然是Web2.0，国内的Web2.0从提出到现在才两年，而美国已经做了10年，到现在才刚刚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王煜全 互联网的进化刚刚开始

　　《数字商业时代》：在一些公开场合，你对互联网的态度有迥异于他人的声音？

　　王煜全：我不是反对互联网，是大家把互联网说的太好了，革命啊、自由啊，其实这世界没有无条件的自由，互相约束也为了互相方便。互联网的互相约束严重缺乏，它的虚拟社会迅速成型，但缺少现实社会相对严谨的法律或一套规则。现实社会不能强抢豪夺，现实社会不会不顾身份破口大骂，但这些在虚拟社会都可以。

　　但凡社会形成都有进化的过程，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大家都要探索如何和平共处，互联网的探索是自发的，没有人引导，探索的东西没有固化下来，还在血腥地暴力抢夺地盘阶段，还在原始部落之间互相打架的阶段。而电信更现实点，更有秩序一点，电信是需要在开始就设立规则的，而互联网是从头完成一个进化，先把自己打碎，再找规律完成一个进化。可以说，互联网的漫长进化才刚开始。

　　《数字商业时代》：3G时代，电信对互联网会有什么影响？

　　王煜全：双向的影响，电信的很多行为会改变互联网行为，3G会无所不在。原来是受固定上网限制，而移动网络后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电信会给互联网带来很多先进的东西，也会帮助互联网的进化。从应用来说，移动互联网会继承互联网很多东西，并开发出新的应用来，功能得到更大扩展。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社会，太纯粹构筑在相对自我完备的体系之上，其实互联网是相对自我封闭的。

　　现在有人说互联网大移动互联网小，好像后者自我封闭点。其实移动互联网是对互联网虚拟世界封闭，对现实社会全部开放。终有一天我们会把篱笆打破，解放的不是移动互联网，而是互联网。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桥梁是无线互联网，他们未来一定会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融合先是无线互联网和现实社会建立起很牢固的联系，这边桥墩地基扎实才能与对面连接起来。

　　《数字商业时代》：电信与互联网融合后，互联网是否会变得现实，更具创新？

　　王煜全：两者融合后互联网肯定会越来越现实，互联网不现实的根源就是因为互联网从物理上就是脱离现实的，而无线互联网在物理上是不脱离现实的，终端是固定的ID，你就不能胡说八道了。无线互联网还会使上网群体发生很大变化，所有人都可以上网，网络无所不在。移动网络会促进互联网技术内容和应用上的革新，也会促进互联网更加自律更加检点给它加很多规则。

　　坦率讲，目前中国互联网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很多人说Google很创新，比如“算法领先！”，其实Google的创新是把社会学搞透了，使得旁人无法将搜索排名人为篡改。它的伟大之处就是把技术和其他方面的进步，和人类社会人的认知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创新。西方真正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工具，是方法，但国人却往往忽略了。

　　《数字商业时代》：传统产业进入互联网，它们在融合的过程中有什么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王煜全：传统产业进入互联网其实是有难度的。互联网被歌颂为革命后，出现了很多陋习。其中包括做互联网人的心态。传统产业是实实在在的做事，但互联网好像更看中眼球、流量，而流量还可以造假，这些在传统产业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现在的互联网是不正常的环境。

　　另外，我对互联网的风险投资也很不以为然，其实风险投资是非常坏的机制。宏观讲，社会建设需要资金利用的有效性，花10块钱能办15块钱的事儿。但风险投资却是花1000块钱只办100块钱的事儿。从微观讲，风险投资助长了好逸恶劳的风气，事实上，真正的创业应该是踏踏实实干活，或者在工作一段时间有了自信后的选择。同时，国外很多项目科技含量很高，风险投资商也是星探水平，但国内的很多风险投资商自己就是“科技含量不够”，不专业的。

　　踏实、认真，这是互联网应该向传统产业学习的。

　　《数字商业时代》：对目前中国互联网的创新缺乏有什么看法与建议？

　　王煜全：大家都挣快钱去了。当初手机应用挺多的，但后来像空中网、掌上灵通这样的公司上来了一批，做手机应用的公司迅速单调化，都做没有科技含量的图铃了。都做这个了怎么活呢？那就要看谁坑老百姓坑得狠、坑得快、坑得坚决。当初中国移动也召集开会，但收效甚微。大家都急着挣快钱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做事的。

　　去年9月份“严打”后，SP算是伤了点元气了，但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移动软件公司开始大量涌现。变化来得太快了，所以说打得好！这就说明，前提是要把打砸抢、投机致富的路堵死，才会形成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气，因为人都是有劣根性的。用在互联网上就是要先把规则立好，就像一块地，施肥后草比庄稼长得快，割掉草，原来的种子自己就长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