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佟文立

　　每年“两会”期间，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落后都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今年“两会”，前工业和信息化副部长、现中国移动[微博]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奚国华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大力推进国家信息化战略的提案。奚国华认为，2007年以来，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信息化领域的差距正在重新拉大、在发展信息化的核心技术方面缺乏国际竞争力，并建议国家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要像组织“两弹一星”、“航天航空航母工程”一样，充分认识组织信息化核心技术攻关的必要性，在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等信息化核心技术领域组织攻关。

　　笔者注意到，政协委员奚国华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战略的报道在网络上至少被上百个网站转载，甚至也被收录到中国移动发给用户的每日手机报中。

　　奚国华委员对于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充满忧患固然可贵，但认为“两弹一星”的模式可以用来解决中国信息产业的问题则未免属于“矫枉过正”的回归旧体制的老路，甚至可能是一条斜路。

　　其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实施16个专项，其中排名第一的01专项就是奚国华委员所提到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等信息化核心技术领域。当年有“两弹一星”，现在是“两件一芯”，科技界早已经把01专项提升到“两弹一星”的高度。

　　这种“两弹一星”式的思维在国内科技领域还非常普遍，但据笔者多年观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在对当年“两弹一星”成就高度自豪的同时也对所在领域的现状高度自悲。

　　其实，隔行如隔山，一行同一行的差别非常大，“两弹一星”的成就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可以在所有行业和科技领域成功“通吃”。

　　集成电路虽然在二战后就已经发明和应用，但真正的爆炸式成长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前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完成载人航天的人类创举，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没有能力研制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在随后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领域，真正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是台湾和韩国的人才观。例如，1985年，在集成电路领域决定上马的南朝鲜选择以DRAM存储器为突破口，但相关技术被美国实施出口管制难以引进。三星[微博]电子在美国硅谷设立公司以两倍的工资从美国公司挖来一批“老中”教本国员工，两年后又将这批“老中”全部解雇。如今在DRAM领域，三星电子几乎打垮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眼里没人。”中关村(5.13,-0.01,-0.19%)一位海归对今天还在倡导“两弹一星”模式的科技界人士们评价道。在一部名为《国器》的反映“两弹一星”工程的历史记录片中，1949年6月，“海归”钱三强被某位部级领导召见，几天后就拿到了周恩来批准的5万美元现钞赴国外采购仪器和书籍，而当时尚未成立的新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30万美元——没有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也没有走立项审批和预算申报的程序，更没有专家评审！

　　而据笔者获悉，在奚国华所提到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等信息化核心技术领域的01专项领域，“十一五”时期的国家财政投入超过300亿人民币。今年“两会”前期，温家宝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就是2月21日到科技部进行调研并听取工作汇报。温家宝强调，重大专项组织实施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国家投入很大，一定要精心组织好，努力把我们的科技水平带上一个新台阶，给国家和人民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