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在奥一网发出邀请帖，邀请深圳网友“就深圳未来五年发展和政府各项工作激扬文字、建言献策”。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国内外经验都已经证明，一个城市对网络民意的尊重与政府的治理水平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如果将政府绩效评估与政府治理水平暂画等号，深圳本地学者张鸿岩先生曾对政府绩效与电子政务的关系做过调研，其结果显示，从全国总体来看，一般情况下，电子政务建设发达的地区政府绩效评估往往也走在前面，比如北京、上海及深圳等地。此中原因不难理解，人类社会的进步靠的就是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进步，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所以，虽然深圳并不是中国第一个在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的城市，但她已具备了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如这座先锋城市里，多数人已经基本实现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以及全国首推政府信息公开所呈现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都为这座城市或可成为市民有效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样板之城创造了基础条件。

　　《政府工作报告》在互联网媒体向社会公示，其出发点确有利于提升政府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从而使《政府工作报告》有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民生计划有了实际操作方向，是建设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切实行动。

　　但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操作之间仍有难以契合之处，虽是细节，但魔鬼往往就在细节当中。网络带来低成本沟通的同时，也使得意见的含金量与实用性大打折扣，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挖掘有效数据获取有效信息，又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

　　以济南市为例，该市于2007年10月30日开始请市民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结果在短短42天里征集意见建议多达上万条，这还只是符合建议基本条件的，那些言之无物或只言片语的留言均不算在内。最终从这上万条建议中归纳整理形成157条意见建议，仅有81条被吸纳进《政府工作报告》。将之比做沙里淘金，似不为过。

　　法律学者有云，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通过制度设计，在经济效率和公民精神两个方面加以构建。如果说公民精神的培养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那么，至少在提高经济效率使制度运转更加自如方面，当下的我们还是大有可以作为的空间。提高效率的最直接方式，莫过于将相对专业的事交给相对专业的人去做。

　　据统计，仅深圳民政部门注册及托管的民间组织已超过2500个，其他非正式纯粹基于兴趣或责任而构成的组织更是不计其数。事实上，由相对组织性较强、有一定行业积累的民间机构代替普通市民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或许会将前期对大量信息去芜存精的流程大大降低。无论他们是民主党派，还是普通的社区业委会。

　　笔者相信，合理的制度设计，将会使我们最初美好的愿望脚踏实地地迈步前行。 □王晓林